品读余姚丨城区25公里外的文化摇篮

离余姚城区25公里，有一狭长的山村，俗称杜徐岙。这是一个美丽的山村，2001年由罗张、杜徐、沙田、上陈、梅岭栋5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后，群山重叠，竹林如海，间有溪流，水量充沛，直泻山村。村里人说，这条溪是由乌龙潭之泉形成的。

乌龙潭离村不远，原由3个大小不一的潭组成，古书中记载：“乌龙潭凡三潭，中、上两潭皆高数十百丈，下潭稍平夷。”至今，只见一潭。潭水分五股从巨石隙缝中飞扬而下，短而有力，像一把竖琴日夜拨动琴弦。

山村之美，不仅在于优美的自然风光，更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村中有上东岩庙，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所建，咸丰八年（1858）重修。大殿前四根石柱完好如初，石柱上刻有楹联，笔力遒劲。其中，正中两柱有联云：“万姓桑麻沾惠泽，千秋俎豆酬神恩。”对联的上款有一列小字——“咸丰戊午年孟冬”，落款也是一列小字——“姚邑朱兰敬书”。朱兰是余姚北城酱园街人，为官清正，学识渊博，李鸿章、曾国藩称其为“太老师”“朱老前辈”，他还乡后依旧筹军饷、赈灾荒、收经籍、办学堂，不遗余力。

位于村中心的徐氏宗祠，曾经是浙东鲁迅学院的校址。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中共浙东区委以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宣传先进思想文化、培养抗战干部人才为主要任务，创办了这所革命学校，它是浙东革命斗争史和浙东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四明山上的文化摇篮。

浙东鲁迅学院纪念馆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限共、溶共政策，不断发动反共高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为挽救民族危亡，1941年2月，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调整，要求在“我们力量素来薄弱”的浙东即沪杭甬三角地区，增辟一块战略基地，创立游击根据地。同年4月，日寇发动宁绍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战即溃、非战即败，浙东沦陷。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又在给刘少奇、陈毅等的电报中指出，要“（在浙东）组织各地之游击战争”，强调“此区大有发展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根据指示，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由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游击队，以及从新四军军部等派来的一大批干部，在浙东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开启共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程。

1942年7月8日，华中局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7月18日，在刚来浙东的干部、浙东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参加的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谭启龙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其中就浙东敌后的文教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浙东区党委在领导游击战争的同时，非常重视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1942年8月，浙东区党委决定成立政治工作队，抗日宣传文化活动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积极开展起来。同月，区党委宣传部创办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份正式的红色报纸《时事简讯》，加强新闻出版和发行工作。9月，中共慈（溪）镇（海）县地下党组织在慈北龙山创办私立凤湖中学，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抗日救国的青年，被誉为“浙东敌后抗战教育之模范”“革命熔炉”；在龙山区先后举办了五期寒暑假小学教员训练班，一批积极分子自愿加入坚持抗战的行列，在农村动员、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逐步成长为党的基层干部；我党领导下的姚南县民主政府举办了群众骨干训练班，又派文教干部到各区进行指导，并在当年冬天举办冬学30所，入学群众1295人，培养文教骨干36人。这些尝试和实践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化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为进一步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1942年12月，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师师部派了一批军政文化干部到浙东，其中有黄源、于岩、田坪、周飞、诸觉等文化战士。1943年3月至7月，华中局又增派一批军政文化干部来浙东。与此同时，上海也有一批青年相继到达，全部分配到政工队工作。

1943年1月，浙东抗日根据地成立新华社浙东支社（5月改称浙东分社），于岩任社长。此后，根据地发行了《新浙东报》《战斗报》等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为加强各种书籍、报刊的发行工作，1944年6月，浙东区党委成立了专门从事发行和出版的业务机构——浙东书局（后更名为浙东韬奋书店），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

浙东鲁迅学院纪念馆

1943年2月，黄源到达三北，出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三北敌后抗日游击区文教处处长。之后，在三北地区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提出了“适时办个新型学校”的建议，黄源会后向区党委送交了《举办浙东鲁迅学院设想的报告》。不久，经区党委研究，委托黄源负责筹备新型学校的工作。

1943年3月开始，浙东区党委在四明山区的陆埠杜徐岙徐氏宗祠举办“中国共产党浙东地区委员会党员干部训练班”，谢飞（女）任党训班主任、巴一熔（女）任政治指导员，共举办两期，每期学员60余人，学习时间为2个月，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通过党训班传授给浙东的革命干部。这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壮大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浙东区党委举办培养革命的、宣传抗日的、面向大众的新型学校提供了范例和经验。

1943年4月23日，梁弄解放，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等指挥中心于1943年8月先后进驻梁弄及附近的横坎头，各地相继建立起民主政权，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抗日军事斗争、思想宣传动员教育和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展开。7月初，由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直接领导的社会教育工作队成立。1944年1月15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在茭湖成立，黄源任文教处处长，社会教育工作队归文教处领导。同年4月20日，浙东游击纵队某部举行文化工作者座谈会，黄源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1944年春，浙东区党委讨论了三北办事处召开的文教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办个新型学校”的建议，认为这个建议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的指示，于是决定学习党中央在延安举办高等学校、大量吸收和培养人才的做法，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办浙东鲁迅学院，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学习，为他们搭起通向革命道路的桥梁，也为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一批区、乡干部和宣传、教育、文化人才。

在浙东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经过紧张筹备，1944年9月，浙东鲁迅学院在陆埠杜徐岙开学。区党委任命黄源为院长，陈成刚（林尧）任教务长，李健民负责具体教学工作；同时，抽调在县、区做文教工作有经验的四位同志来学院任中队长、指导员。

从1944年9月浙东鲁迅学院第一期正式开学，到1945年9月底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学院共举办了三期，为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

浙东鲁迅学院纪念馆红色杜徐陈列室

第一期从1944年9月至12月，学员主要是三北和四明根据地县级政权挑选推荐的小学教师，占两个地区小学教师总数的12％左右，也有部分社会知识青年，共160余人。学院没有固定校址，随区党委行动，以民间的祠堂、庙宇作为校舍，开始时设在杜徐岙的徐氏宗祠，后移驻梁弄镇。桌子、板凳除利用祠、庙原有的，也向群众借用。学习内容有浙东韬奋书店编印的《政治常识》，以及“形势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等专题报告。学院师生统一过供给制生活，一切按照部队战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创办时，除院长、教务长外，仅有管理员1人、炊事员3人。学员按三北地区和四明地区分别编为3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兼指导员李健民；二大队队长鲁山，指导员章海兰；三大队（三北地区）队长王伯暄，指导员蔡秋。

第二期从1945年3月到7月。这一期开始是公开招生的。1945年1月12日，《新浙东报》刊登了浙东鲁迅学院招生简章，明确学院的宗旨是“培养建设浙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人才”；设民政、财经、文教三个系，学额为120名；入学资格是18岁以上青年男女，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者，中小学教员、校长，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报名及考试方法是向根据地各区政府报名，由县政府进行测验审查，合格者介绍至学院报到。招生简章发布后，报名者踊跃，经过筛选，仍有160余人录取。3月11日下午，在梁弄正蒙学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开学那天，区党委书记兼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部主任张文碧、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都亲临讲话。谭启龙还宣布著名作家、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楼适夷任学院副院长。开学后不久，校址搬到梁弄镇甘泉畈的上岳殿，后又转移到鹿亭乡的陈家岩，第三次反顽自卫战时，搬到绍兴上虞的下管镇附近山村。第二期增配了教务处处长李健民、干事范执中、总务处处长朱鸣山，仍然是精干的工作班子。学习内容除浙东根据地党政军首长授课外，开设《党的建设》《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课程，以及财经、文艺和新闻等专业知识。

第二期的学员大多数来自浙东抗日根据地和各游击区，多数是受第一期学员的影响和鼓励而来的，还有来自福建、江西、上海和杭州、宁波等国统区的知识青年。其中，不乏夫携妻、兄偕弟、姐带妹、父母亲动员子女参加抗日救国的动人事例；也有青年是仰慕学院名声，单纯为求学而来的；还有为了反抗封建婚姻、摆脱生活苦境而来革命队伍寻找理想的。但他们进入学院时，都需按照招生简章，经过政治、文化考试，合格才能录取。

第二期的学员，男女各设两个大队，分别编为男生一队、二队，女生一队、二队。男生一队队长兼指导员王伯暄，二队队长兼指导员董楚光；女生一队队长黄吟斌，指导员章海兰，二队队长郁文，指导员蔡秋。因形势需要，把原来的财经系改为财经训练班，由学院和行署财经处双重领导，班主任兼指导员陈乃平。这一期毕业学员，由浙东行政公署统一分配，多数去县、区做党、政、群工作，也有少数分配在区党委、行署的直属单位和连队的，财经训练班则分配在浙东银行和财税部门。

第三期从1945年8月到9月。1945年6月6日，《新浙东报》登了浙东鲁迅学院第三期招生简章，原定7月15日开学。招生简章的宗旨进一步明确为“培养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区乡级干部”。在开设民政、财经、文教、民运四个系的同时，根据学科划分和学员情况，设初级班与高级班，初级班不分系，高级班分系。名额为男生300名、女生120名，再从中挑选高级班学员。由于斗争形势和培养目标的变化，对学员的政治、文化素质要求也相应提高，不仅要由各县初试合格，报到后还要进行复试。在第三期的招生筹备中，考虑到要扩大招生人数和范围，学院还派人去沪、杭、甬等大中城市秘密招生；为了增加文艺方面的教学内容，培养一批革命文艺工作干部，区党委通过与上海地下党联系，聘请当时在上海有名望的作家、戏剧家，如姚克、芳信、章泯等人，前来任教，因此决定推迟一个月开学。戏剧家芳信受聘来浙东，一到便参加浙东行政公署社教队工作，还协助副院长楼适夷筹组“鲁迅文艺工作团”，编印出版《浙东文艺》。

1945年8月，复试的第三期学员陆续到达梁弄，此时正是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前夜，浙东部队和解放区都有了很大发展，急需大量干部补充。因此，区党委决定，在上虞的下管镇，对刚报到的160余名新学员进行短期集训，然后输送到地方及部队的党政机关。学院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立即制定了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为重点，辅以时事政策教育的新教育方案。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学员们满怀信心地走上了工作岗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浙东军民开始向敌伪军大反攻，未走上工作岗位的一批学员和学院干部奉命参加“随军工作团”。9月20日，浙东游击纵队接到北撤命令，浙东鲁迅学院的极大多数学员和干部随军北撤，浙东鲁迅学院也随之结束。

浙东鲁迅学院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座高峰，为浙东抗日根据地乃至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从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浙东鲁迅学院四易院址，办了三期，为根据地党、政、军各部门输送了450多名具有一定政治、文化素质的基层干部。他们努力工作，积极上进，在广大知识青年中造成巨大影响。

浙东鲁迅学院纪念馆教室还原场景

浙东鲁迅学院高举党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大旗，吸引了无数爱国的有志之士走到抗日的伟大斗争中来。如乔石同志的夫人郁文，出生于旧知识分子家庭，二舅是被称为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父亲翁祖望曾长期担任陈布雷的秘书，但她在抗日洪流中毅然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1944年11月，她在浙东鲁迅学院参加新四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著名的学运领袖、革命家。1945年春成立的浙东民主青年联合会便是以浙东鲁迅学院为主筹建的。不少同志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有的在战争中光荣牺牲。

党从开辟浙东抗日游击区开始就非常重视动员民众抗日，谭启龙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提到：“目前文教中心，是提高与发扬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及抗日的技术教育，广泛地告诉人民打鬼子的具体办法，提高人民抗日的自信心，与汪逆奴化愚民欺骗政策作斗争，发扬民族气节与正义感。”浙东鲁迅学院按照区党委精神，把抗日教育贯穿办学全过程，团结和教育了大批民众。

浙东鲁迅学院纪念馆大厅

浙东鲁迅学院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力求实现教育与社会相结合，学院领导和教师经常带领学员深入农村、山区，通过演讲、诗歌、戏剧、板报等多种形式，讲民族危机、析抗战形势、教群众识字。为进一步开展对广大农民启蒙式的社会教育，浙东鲁迅学院的学员积极下乡支援冬学，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浙东鲁迅学院创办后，黄源带领一批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对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的笃戏”进行革新，实行男女合演的新形式，编演了许多新剧目，既有展现浙东儿女英勇抗日的革命题材剧《义薄云天》《龙溪风云》《桥头烽火》等，又有取材中国历史、振奋民族精神的新编历史剧《荆轲刺秦王》《戚继光》《文天祥过关》《赤胆忠心》等，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并且，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许多艺人在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一位叫金桂芳的越剧艺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越剧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

来源：余姚发布